1975年出访法国忙碌之际为何突然要去探访一间小旅馆

  1975年最令人瞩目的外交活动是出访法国，因为这不仅是对1973年法国总统访问中国的回访，也是第二次复出后首次正式出访，来到法国之后，居然特意抽出时间去探访了一家毫不起眼的小旅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一步步从普通人走过来的。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15岁那年考进了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他开始为前往法国学习积极做准备，1920年10月顺利抵达法国，没过多久就开始在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了。

  在法国求学5年，事实上为生存，他有四年都在工厂里打工，在法国钢厂里做运钢板和运煤的重活儿，每天拿6.6个法郎，一个星期却要工作50个小时之后，后来回忆起这些事，自嘲道：“我个子小，主要是因为年轻时干了太多重活儿。”虽然在法国的生活很辛苦，但是在这里收获了知识，还结识了一位至交好友——周恩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法国探寻前进之路，1921年加入了巴黎小组，成为中国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在这里，周恩来第一次见到了。当时个子小小的，脸圆圆的，但是他很有才干，周恩来与一见如故，两人很快就成了朋友。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两人一起创办过刊物，最穷困的时候，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小组成员都在巴黎街头打工。

  1922年8月1日，和周恩来一起创办《少年》月刊，负责刻蜡版，李富春负责发行。1924年《少年》刊物停办，小组决定联合创办《赤光》，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来编辑部工作，周恩来把审阅完毕的稿子交给，把稿子刻在蜡纸上，再用印刷机印刷出来。尽管一整天都忙忙碌碌，还是坚持做好手里的每一件事，有时周恩来白天没有来得及审完稿子，就一直等在一旁，而不是先去休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和周恩来常常会工作到深夜，累得直接在编辑部打地铺睡觉。周恩来回忆起和一起创办刊物的日子，忍不住笑着说：“的字又大又圆，十分工整，印刷出来很清晰，被人称为‘油印博士’”。

  在巴黎的生活并不好，和周恩来住在位于巴黎哥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中，空间很拥挤，自身的艰苦可以忍受，但是创办刊物的困难却是一个接一个。《赤光》才创办时共产小组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法国警察不许商人将蜡纸卖给中国人，没有蜡纸就没法印刷，《赤光》眼看着就要流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出面了。是个足球迷，刚好当地有一个文具店老板也是足球迷，利用这点和文具店老板搞好了关系，老板偷偷将蜡纸卖给了，《赤光》停刊危机这才解决。

  可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小组最大的难题就是没钱，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卖豆腐挣钱。1922年的法国街头很少有卖豆腐的，于是小组在巴黎街头开了一家豆腐店，名字叫做“中华豆腐坊”，小店开张之后经常有法国留学生来帮忙，有的挑豆子有的磨豆子，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周恩来看着这幅热闹的场景，忍不住念了一句豆腐诗，“一轮磨上流琼液”，笑容满面地接了下一句，“百沸汤中滚雪花”，大家听了纷纷鼓掌叫好。

  豆腐店是开起来了，可是该怎么把豆腐卖出去呢？中国人都知道豆腐好吃又营养，可是法国人不知道啊，他们连怎么吃豆腐都不会。小组成员经过商议，决定先做豆腐菜，向法国人介绍豆腐的做法和价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豆腐店的生意一日比一日红火，常常供不应求。后来豆腐店又扩大了规模，增加了售卖品种，比如豆浆、豆花、豆腐干、冻豆腐、臭豆腐等，依然被顾客抢购一空，只好提出“限定时间、卖完为止”，小组的经费问题也解决了。

  1924年的秋天周恩来回国工作，1926年前往俄罗斯学习，1927年的春天才回国，两人经历了短暂的分别之后，又有了并肩战斗的机会。

  回国那年，正赶上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上下笼罩着。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主任，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辅助日常工作，两人被安排到了一起。

  为了不暴露身份，党组织需要设立在外国租界区或者闹市区，周恩来在和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提出“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等要求，提倡女同志穿绣花鞋、梳发髻，两对夫妇住在机关，讲话不能革命腔。因为这些原因，周恩来夫妇和夫妇都住到了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周恩来住在楼上，住在楼下。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不仅要参加会议、起草文件、收发电报，还要掌握所有人的秘密信息。当时为了隐藏身份，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姓名，互相之间也不透露对方住在哪里，而这些都要了然于胸，但凡出现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革命老同志黄介然称赞道：“我对他印象很深，他做事认真谨慎，而且对人温和可亲。”

  看似平静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一场危机悄悄袭来，巡捕知道了周恩来和的住处，派人前来实施抓捕，我党特科人员虽然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但是却来不及通知外出办事的，情况紧急，周恩来夫妇不得不先带着的夫人张锡瑗进行转移。巡捕扑了一场空，正气急败坏地在房子里搞破坏时，办事回来了，按照以往的习惯敲了敲门，屋内的巡捕立刻警觉了起来，不管敲门的是谁先抓起来再说。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恰好巡捕人员里有一位是我党特科的内线，于是故意高声回答了一句自己这就来开门，一听立刻觉得不对劲，这不是周恩来的声音！没有犹豫立刻转身就走，在的笼罩下，他早就料到会有被敌人追查上门的一天，所以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靠着对周恩来的熟悉和对形势的敏锐判断，成功逃过一劫。

  后来的日子里和周恩来为了革命事业各自奔波在不同的战场上，两人相聚甚少，感情却愈加浓厚，1945年8月18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天，周恩来送给一张自己和妻子的合影。看着照片十分感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周恩来送来一张照片告诉自己一切都好，请他不必挂念，两人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像家人一般亲密。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此后十几年的时间内两人一直配合默契，周总理对的工作上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肯定。当时两家都住在时，大院的孩子都喜欢管周恩来叫周伯伯，管叫邓妈妈，告诉自己的儿女，不要叫邓妈妈，要叫姑妈。

  对此解释说，一直像大姐一样照顾自己，自己也把她当作亲姐姐，所以希望孩子们叫她姑妈。周总理在工作上关心，在生活上也同样对照顾颇多，某天周总理去家做客，见身居要职门口却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不禁有些担心的安全。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门口很快就出现了一名警卫员的身影，周总理这才稍微放下心。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无数亲密的战友为了革命献出了热血和生命，身边的人一批批得来，又一批批地走，与周恩来的情义经过生死淬炼，愈加珍贵牢固。几十年后，回忆起曾经经历的激荡岁月，感慨道：“当时和我最亲密的就是周总理，我们合作的时间最长。”

  1966年被安排到江西赣州工作，此时已经60多岁了，周总理多次给江西革委会打电话，请他们给安排一个好点的住宿，最好是两层楼带个小院，一层楼给工作人员住，一层楼给家人住，小院供大家散散步。在周总理的殷切关怀之下，一家最终住进了位于原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距离夫妇劳作的县拖拉机修配厂不到2公里。又因为“将军楼”的水压不够，无法在浴室里洗澡，周总理得知后再次出手相助，于是被特别批准每星期可以去当地的滨江宾馆洗澡一次，在那个动辄睡仓库牛棚的年代，这算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毛主席忽然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提起，称他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总理听了十分激动，叮嘱陈毅的夫人，“这是最高指示，你一定要把话传出去啊。”“人民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自家人犯错，关起门来批评几句就可以了，性质比较轻，倘若是“敌我矛盾”可就严重了，批评一顿是远远不足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敌我矛盾，对待敌人怎么能手软呢？

  从那之后，尽管周总理清楚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他还是抓住各种机会在公共场合为说话，的长子回京看病的申请就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见到周总理时倍感亲切，即带着尊重，又好像回到了另一个家人身边。除此之外周总理还积极帮助恢复工资待遇，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周总理像一盏温暖的灯，一直照耀在所处的黑暗上方。

  1972年10月，周总理多次给、写信，在信中称毛主席建议回到北平工作，在这一年的12月，和正式提议恢复的工作。1973年2月，终于接到了回京任职的通知，此时周总理的膀胱癌复发了，本来周总理应该立刻住进医院准备手术，但是为了能顺利回京，周总理强撑着身体坚守在工作岗位上。3月2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和见面，来了之后，周总理缓缓站起身来，亲切的握住的手说了一声”小平同志“，随后两人进入会议室交谈。第二天参加完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周总理又连夜召开了一场会议，商量如何安排以后的工作。

  周总理对多加照顾，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1973年4月12日周总理才做完手术不久，就带着参加了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热情的将“首次露面”的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周总理特意对提出了表扬，8月召开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又陆续恢复了政治军委员、军委委员的身份，毛主席强调说：“同志的回归是政治局一致决定的，政治局又添了一位秘书。”在中央的地位终于稳住了。

  与此同时，周总理的身体却每况愈下，1974年初，周总理出现了尿血的症状，可他依然坚持主持军委会议，落实的工作。4月毛主席建议让出席联合国大会，遭到了不少阻挠，最终毛主席还是敲定了去，周总理得知后十分高兴，亲自安排的行程，并且坚持等到顺利回国才去医院。

  1975年1月，周总理带病在第四届人大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和周总理商议后对军队、国防、铁路等方面做了大刀阔斧的整改，周总理十分支持的工作。有些人对的工作表示了反对意见，周总理亲自和毛主席探讨了的工作问题，第二天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报告上交，毛主席做出批准，周总理又召开紧急会议将文件传达下去支持的工作。

  1975年5月12日，应邀去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时周总理已经住进了305医院，在访问法国期间，特意抽出时间去了两个地方。

  来的第一个地方巴黎哥德弗鲁瓦街，走进一家其貌不扬的咖啡馆点了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沉思，随行人员很好奇，便问为何会来这里。笑着说：“别看这一个地区小，当初它可是我留法期间的党组织所在地啊。”回忆起当初的事情，显得十分高兴，忍不住向随行工作人员讲述起自己和周总理当初在一起时发生的趣事。

  第二个地方是一家法式面包店，将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买了新鲜出炉的法棍面包，对大家解释道：“以前周总理在法国时最爱吃这家店的法棍面包，我买一点带回去给他尝尝。”回国之后带着面包去看周总理，两人回忆起当初的时光都会忍不住感慨万千，深厚的情义在彼此眼中流动。

  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病情恶化即将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赶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总理叫了一声“小平同志”，赶紧上前握住周总理的手，周总理尽力提高声音说道：“小平同志，这一年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宣布了周总理的三条遗言：把骨灰全部撒向大海；后事不作特殊处理；不开追悼会。悲痛万分，但是他坚持为周总理开追悼会，在念悼词期间多次哽咽，深沉怀缅自己这位老朋友。

  人生难得一知己，周恩来同志和同志都是新中国的伟人，他们的感情也令人动容，两人风风雨雨几十年，为中国和人民奉献了一生。